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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開國大典的聲音傳遍世界

發布時間: 10:14:00  


70年前,他們解決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擴音問題。

70年后,学生回忆北京大學工学院陈阅德、蒋仁渊老师。

 

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群衆隊伍(前方高樓爲前門城樓,低矮城門爲中華門,廣場兩側爲皇城紅牆) 

陈阅德收藏的清代西洋打簧怀表。 在开国大典时,它起到报时、对时作用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略图 (由作者根据老北京资料绘制) 

美海軍裝備的“九頭鳥”,機殼上印有美海軍標志

 

    开国大典时,北京大學工学院的陈阅德、蒋仁渊二位讲师曾为解决天安门广场扩音问题作出贡献。他们都是平凡的教师,自认为做的都是平凡的工作。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贡献连同他们的名字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正如毛主席所说“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因此共和国70周年华诞之际,作者会同几位老同学,也是陈、蒋二位老师的学生,大家一起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一起缅怀这两位“耕耘一世、坎坷半生、为国家做过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作家黄裳语)。

    ■參加開國大典遊行

    第一次聽說兩位老師的名字

    ■這套“九頭鳥”是美軍留贈北大的

    1949年5月27日我在上海迎来了黎明的曙光。6月我在复旦中学毕业,考上北京大學工学院。9月27日来北京报到。第三天就幸福地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在游行中我第一次听说陈阅德和蒋仁渊老师的名字。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仅仅是天安门前,由长安右门到长安左门一段道路和南面长长的“千步廊”甬道组成的丁字形的封闭会场;甬道两边是长长的红墙,正南尽头是砖石结构的中华门城楼。广场面积还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最多能容30万人,所以十一那天下午3点开国大典前,北京大學游行队伍被安排在长安左门外十来米处席地休息,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但从广场大喇叭传来的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大家听得一清二楚。

    當時帶隊的學生會幹部告訴大家,這套擴音設備就是北大工學院電機系的陳閱德、蔣仁淵二位講師設計和調試的,他們現在可能正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主席彙報呢!我們聽了又興奮又激動;大家唱啊跳啊,都認爲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工學院新生一年級時都在沙灘的理學院上基礎課,大學二年級時才轉到位于西城端王府的工學院本部。記得在二年級開學那天,馬大猷院長(兼電機系主任)向學生們一一介紹電機系裏的老師。當介紹到陳閱德時,馬大猷說他是實驗無線電專家,主講三年級的“無線電實驗課”,指導學生做實驗,連一些兄弟大學也經常來我校向他請教實驗問題。當介紹到蔣仁淵時,馬大猷說他是前北大校長蔣夢麟的公子,是位電磁學專家。馬大猷又說他不久要下鄉參加土改,電磁原理課就由蔣老師代講。當時大學裏主要基礎課都是由名教授講授的,蔣老師被請“破格”代課,我們猜想他一定是位“出類拔萃”的老師。

    蔣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年電磁原理課。他講課果然很有水平,既嚴謹又生動,還不時穿插些國內外電磁專家的趣聞和轶事,幫助學生牢記那位專家發明的定律,因此很受同學歡迎。可惜後來他調離北大去山東工學院,從此我們再也沒見過面。

    我們後來沒有聽到陳老師的課。因爲三年級時中央決定讓我們這一屆提前畢業,以適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求。爲了趕功課,就把他的實驗課取消了。

    不過在我畢業時卻有機會和陳老師相處一段時間。因當時院系調整,北大的工學院要合並到清華大學去,所以工學院各系的儀器、設備都要歸並到清華相關各系。陳老師是系實驗室主任,掌管一部電台以及一大堆儀器設備和器材。但他正忙于參加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俗稱“洗澡運動”),學生會就指定我和另外幾個同學,協助陳老師清點實驗室儀器、設備,並負責運送去清華園,我們才有機會體會到陳老師的實際知識淵博,也從陳老師那兒學到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實際知識。

    有一天,我們清點到一台大機櫃,裏面兩個大電子管有小暖瓶那麽大,玻璃管上印有 “805”字樣(後來我們才知道805是發射電子管的代號)。另一塊大金屬板上裝著九個喇叭,喇叭外殼上印有美海軍標志,整個設備的外表刷的是美軍裝備特有的暗綠色漆。陳老師介紹,這就是開國大典使用的擴音設備,原是美軍二戰時海軍裝備,在他1948年來北大時就有了。它的輸出有500瓦,配九個喇叭裝在一起,中國人給它取個綽號叫“九頭鳥”,足夠20多個會場擴音用。當時全北京只有北大有這麽一台,是美軍撤離中國大陸前送給北大的。不想在開國大典時派上了用場。當時可能他正在參加“洗澡”,說話低調,也沒有提及他上天安門城樓調試擴音器,以及見到毛主席事。這台擴音器後來還在抗美援朝宣傳活動中立了大功。

    每天北大宣傳隊的同學用卡車把它拉到天安門廣場開展宣傳活動,爲此得到北京市委的嘉獎。後來它就留在系裏做教學設備,直至院系調整時,我和幾個同學跟著陳老師把它轉給清華新成立的無線電系。院系調整後,陳老師轉去清華計算機系教書。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軍管會要求,毛澤東同志的聲音要傳到廣場每一角落

    ■連續幾天在廣場測試擴音器的位置、喇叭的角度

    當年北大校長胡適交給陳閱德這台九頭鳥擴音器,主要是要在此基礎上組裝一部北大的電台。後來電台建成,胡適原打算在1948年12月18日北大50周年校慶時通過電台向北京市發表廣播演說,但因北京即將和平解放而作罷。校慶前幾天,胡適就離開了北京。

    陳老師對無線電台技術特有興趣,幾乎著了迷。他經常一個人整天關在實驗室內搗鼓試驗,還不准別人進去打擾。但在後來運動中就被人檢舉,說他有搞敵特電台的嫌疑,甚至他本人就有特務嫌疑。當時的黨委不得不指派人員對陳進行調查和政審。不過據當時曾參加此政審的老同學說,政審也有個好處,就是把二位老師負責天安門廣播事宜的具體經過,弄得一清二楚。後來陳老師雖受沖擊,但“文革”後已徹底平反。

    2005年,陳老師在北大校友會動員下,寫了篇“永志不忘——我爲開國大典維護擴音設備”文章;刊登在北大校友通訊和專刊上。從這篇文章,以及當年對他進行政審的人員提供的情況,我們了解了當年北大老師爲開國大典維護擴音設備的不少細節:

    開國大典的擴音任務是當時北京市軍管會向北大下達的。軍管會特地強調,要求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同志的聲音高可靠地和高質量地傳到廣場每一角落,而且擴音器的聲音還要由電台轉發,傳播至全世界。所以,這是個嚴肅的政治任務,容不得出一點微小差錯!

    陳閱德和蔣仁淵二位老師還有戴聲琳助教經仔細琢磨後,認爲用九頭鳥擴音器是比較理想的。因爲這種擴音器不僅功率大,而且喇叭還有一定的方向性。用在老天安門丁字形封閉廣場,不僅聲音足夠傳送到甬道的盡頭(中華門),而且當時甬道兩旁紅牆對聲波的反射也不明顯。如用兩台或多台就會産生反射、混響等問題了。當然這僅是理論,還需通過大量試驗來驗證。于是他們連續幾個白天晚上去天安門廣場實地試驗放置擴音器的最佳位置、喇叭的最佳角度,試驗白天廣場上人頭密集時和晚上人員稀少時聲音有什麽差別,並在現場進行調試,使廣播聲音質量穩定,達到電台能實時收錄,實時轉播給全國和全世界的要求。連續好幾個晚上,部隊幾位同志都和北大老師在一起測試,通宵達旦,老師們贊揚這些部隊同志埋頭苦幹,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陳、蔣二位老師回來後,又進一步精心改裝和調試。開國大典那天一大早,他們帶著設備趕到天安門,被告知只有陳老師一人通過政審可上天安門城樓,蔣仁淵等二人就在城樓下管理另一台較小的擴音器。下午3點陳老師親眼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國家領導人從西邊登上天安門城樓。開國大典閱兵式後群衆遊行開始,北大的隊伍打頭。我們進入天安門廣場後使勁揮手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則用濃重的湖南口音不斷回應 “同志們萬歲!”而這洪亮的聲音就是通過二位老師安裝的九頭鳥擴音器傳遍整個廣場,再傳遍整個北京城,傳遍全國和全世界。這一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幸運地落在二位老師肩上,城樓上是開國領袖,廣場上是沸騰群衆,當時他們的激動心情可想而知。

    ■學生糾正網傳謬誤

    ■希望找到當年那台擴音“九頭鳥”

    70年過去,二位老師的工作連同他們的名字逐漸被人們遺忘,而且近幾年互聯網上還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聲稱當年解決開國大典擴音問題的並非北大二位老師而是×××。理由是:第一,是他發明了九頭鳥喇叭(把九個喇叭焊在一塊板上);第二,因此廣場擴音的所有技術問題也都解決了。這種宣傳年複一年,但基本論點沒變。下面舉其中一篇爲例(其他內容都大同小異):

    “如何讓全廣場群衆聽清天安門城樓上的擴音聲……×××想出了一個辦法,將9個普通擴音喇叭焊在一塊金屬板上,果然音量巨大,大家欣喜地稱之爲‘九頭鳥’。”

    當天安門廣場架起諸多“九頭鳥”時,發愁擴音問題的電台工作人員大松了一口氣……

    我們認爲這位作者把事實誤解了,而且違背科普常識。第一,“九頭鳥”(包括擴音器和喇叭)是二戰時美海軍的裝備,怎麽變成×××發明(或想出來)的?解放初國內有不少美制“九頭鳥”,大都是美軍遺留的,或是從國民黨軍隊繳獲的,怎麽就變成中國某人發明的?我國真正有能力研發高檔大功率擴音設備,是1957年後之事。

    第二,天安門廣場擴音有很多關鍵技術問題,包括調試、阻抗匹配、頻率補償、失真、場地反射等等,怎麽把九個喇叭焊在一起問題就全解決了?這種技術在今天看來當然算不上“尖端”,但在70年前的1949年,應說只有少數人掌握這一技術。而這應該是陳老師的專長。他于1945年西南聯大畢業後來北大之前,曾先後在昆明國際電台和北京電台工作過,開國大典前他已擺弄“九頭鳥”一年多了。

    有不同聲音雖然也是正常的,但曆史總不能歪曲,所以我們這些“老”學生都認爲對這些誤解和誤傳應予以澄清,還原曆史本來面目。我們都已耄耋之年,再過幾年此事就無人知曉了,因此我們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由我執筆寫出一篇澄清文稿公開發表。

    陳老師生前在2014年曾接受安徽電視台《魯豫有約》欄目記者的采訪,主要爲大型紀錄片《開國那些事兒》做准備。參加那次采訪的老同學和陳老師家屬告訴我一個很重要信息:陳老師收藏過一塊清代西洋生産的打簧懷表,精度較高,且能報時,開國大典那天他攜帶這塊表上了天安門。當時大會的“報時、對時”技術都比較落後,因此軍管會同志要求他在大典開始前15分鍾最後一次檢測擴音系統性能時,就利用這塊表爲大會統一報時。在下午2點3刻時,懷表准時發出“當、當、叮咚、叮咚、叮咚”的節奏聲,告訴全會場和全北京群衆現在的時間是2點3刻整,請大家對時。據說在場的軍管會同志高興地說,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報時系統。目前這塊有曆史意義的懷表一直爲陳的家人珍藏。而安徽台記者采訪全過程的錄像錄音,據說還保留備查。

    陳老師已于2015年因病去世。在清華大學爲他寫的訃告中有這樣一句:“開國大典時負責天安門的廣播事宜。”斯人已逝,但我們不應忘記他們曾爲開國大典中解決擴音問題做過貢獻,同時我很贊同陳老師生前的呼籲,要想方設法將當時北大的九頭鳥擴音器的原物找到。

    清華大學無線電系承認當年確從北大手中接受該設備,但年代已久,找不到了。但我和我的同學仍不甘心,還想繼續尋找,這麽大的一台擴音設備怎麽就那麽輕易蒸發了?我們也希望能得到社會的支持。

    最後簡要介紹一下蔣仁淵老師事迹。他是北大原校長蔣夢麟之子。他年輕在西南聯大上學時曾投筆從戎,去遠征軍當翻譯。解放前夕他拒絕隨父親去台灣,留在北大。他是電磁學專家,在北大講課深受我們歡迎,去山大後同樣受到學生愛戴。他隨母親笃信佛教,加上出身問題,在曆次運動中都是批鬥對象(後均已平反)。“文革”中常常白天接受批鬥,晚上還要整理教案和完成科研任務,他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恪守職責。

    他淡泊名利,生活低調,終身未娶。雖爲教授,平時積蓄大都捐贈災區人民或購置家電做系裏師生公用。他晚年臥病在床,靠學生志願小組輪流值班照顧生活,直至去世。

    著名作家黃裳是他大學同學,二人同歲,同時考上上海交大電機系,同時去遠征軍當翻譯官,同住在印度的蘭伽,可謂莫逆之交。據山大教師說,蔣去世後黃裳來校,翻閱他遺留的日記,邊看邊痛哭流涕,發誓要爲這位耕耘一世、坎坷半生、無私爲人民教育事業奉獻一生的愛國知識分子寫本傳記。但後來可能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山大的師生也是從日記知道他曾爲開國大典的廣播事宜做過貢獻。

    陳、蔣二位老師一生低調處世,從不宣揚自己對國家有過什麽重大貢獻,因此他們的事迹長期不爲人知。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我們不能眼看他們的事迹和名字被曆史所淹沒!最後我祝願兩位老師安息!

 

图文/1952届工学院电机系 郭衍莹校友